李迅雷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资产荒”的一大特征：估值水平结构性偏高
房地产见顶回落已经持续五年了，上证综指2015年就涨到过5000多点，11年过去了，如今仍只有4000多点。从一般常识推理，估值水平应该下移很多吧，但实际并非如此，分别从楼市、股市和债市看还是偏贵。
反映楼市估值水平的，有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等，反映股市估值水平的有市盈率、DCF等。我觉得房价收入比的缺陷在于居民收入分化程度太大，取个平均数可能欠妥。所以用租售比更贴近现实，但目前租售比还是偏低了，至少要逼近3%的房贷利率吧？
由于缺乏权威的全国性房地产销售和租赁方面的交易数据，本文就不再展示带有争议的图表了。从未来看，我国面临城市化率水平继续提升带来的房地产需求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需求下降等多重因素，但综合来看，潜在需求还是下降的。
中日购房潜力对比：
(1-总抚养比)/(1-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彭博，中泰国际
由于中日之间在老龄化方面有类似之处，上述仅考虑老龄化率和城市化率两个因素来判断购房潜力，并没有考虑居民的收入和债务增长等因素。不过，估值既然是着眼于未来的需求，那么，需求如下降，则估值就得相应回调。
最近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房地产交易开始活跃，这或许与中国大城市化进程仍在延续有关，即大部分城市人口净减少，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也就是人口结构性变化驱动的交易。但就全国而言，我国似乎已经进入“被动城市化”阶段，即不再以农业人口进城为主要特征了，详见拙作《当前我国经济现象的历史归因》。
关于A股的估值水平高或低，争议一直比较大。不妨采取横向比，如与B股、港股、美股等比较；或纵向比等方法，看如今的估值水平处在历史上的多少分位。建议对估值水平的衡量尽量不用平均数，因为平均数不能准确反映真实情况，往往会“被平均”，改用中位数或更真实些。
如今沪深300的平均市盈率水平为14.4倍（按2026年4月17日收盘价计），国际比较看还是偏低的，但相比恒生指数仍偏高一些。但从300亿市值以上的股票市盈率中位数看，对应为38.6倍，并不便宜了。估值相对低的1000亿市值以上的公司，市盈率中位数为17.9倍，但交易额的占全市场的比重只有20%左右，说明A股市场的交易热点不在于估值，而在于“成长”。
全球主要股指估值及股息率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因此，不妨用“交易市盈率”来刻画当前的股市估值水平。例如，2025年A股60%的总交易额分布在300亿市值以下的股票上，其对应的市盈率中位数是92.6倍（按2026.4.17收盘价）；美股与A股恰好相反，美国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市值股票的交易额，2025年占比达到80%。
A股上市公司分市值的交易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科创50指数尽管没有创出历史新高，但市盈率已经达到160倍（按2026年4月17日收盘价），接近纳指平均市盈率的4倍。因为科创50中的亏损公司数量较多，故用市盈率的中位数更能真实反映其估值水平，对应为96倍。
科创50指数走势及平均市盈率水平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再来观察一下债市吧。当前我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1.8%左右，这一收益率水平应该是偏低的。实际上，我国国债收益率长期偏低，即长期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速。
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比较过美国、日本、德国甚至印度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名义GDP增速的关系，都是比较接近的。如美国2025年的名义GDP增速为5%，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为4.3%左右。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通过分析了楼市、股市和债市，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存在结构性的估值水平偏高。且估值水平偏高并不是基于对未来成长性好的普遍预期，如我们经常讲的P/E/G小于1，那么，结论就是“资产荒”，而且是长期性是资产荒。
为何会出现持续“资产荒”？
过去20年，我曾写过不少有关某些资产价格估值水平扭曲问题的文章，早期如2007年，我主要是从流动性溢价的角度来解释估值偏高现象，最典型的是2007年上证综指创出6000点的新高。当然流动性好的背后与当时A股市值水平过低有关，大量的资金追逐总流通市值偏低的权益资产。
A股作为新兴市场，交易一直非常活跃，如2025年A股市场的年换手率超过四倍，远超港股和全球主要股市，且交易主要集中在中小市值股票上，与西方成熟市场相反，体现了个人投资者市场的鲜明特征。流动性越好，估值“溢价”就越高，这是由于交易活跃导致估值偏高的相对“资产荒”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当前全球步入AI时代有关，这与1998-2001年全球步入互联网时代有类似之处。从美国的纳指表现看，过去10年已经涨了4倍多，我国科技股的涨幅明显偏小。在当前AI大潮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投资者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下面这张图就在网上广泛传播，但在当前这些概念股被热捧的背后，或隐藏着风险，历史上似乎没有例外。
尽管高科技板块中亏损企业并不少，但投资者认定相关企业具有高成长属性，故传统的估值方法失去效用，就像在互联网火爆的年代，大家用“市梦率”来替代市盈率，用点击率来替代市销率一样。
第三个原因，也是“资产荒”长期化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规模的增速长期超过经济的增速。3月份广义货币M2的余额已经达到353.9万亿元，而2025年的GDP总额是140万亿元。巨量货币要么拉动商品价格的上涨，要么带来资产价格的高估。
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约三分之一，除了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又大量出口，中国是全球商品出口的第一大国。尽管如此，我国国内的PPI从2011年到2025年涨幅为零，出口价格指数在过去三年累计下跌了19%。
从产能利用率看，今年1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比上年四季度下降1.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历年产能利用率走势（当季值,%）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因此，当实体经济面临供强需弱压力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势必会下降，资金会从实体部门流出，流向金融市场，从而推升了各类金融资产的价格。
中国经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鲜明特征的增长模式，既具有后发国家的战略定位特征，又蕴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供强需弱等结构性问题，实际上也是经济高增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发展中的问题。为发展经济而降低融资成本，同样会带来金融市场的供强需弱，故部分资金会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中，从而产生了优质资产“荒”。
“资产荒”的背面
“资产荒”现象的持续，实质上是全社会投资回报率的总体下降。如前所述，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特征比全球其他国家更加明显，以支出法计算的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40%以上，是全球其他国家平均贡献率的两倍左右。
投资从短期看属于内需，即可以形成实物工作量，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从中长期看，资本形成后成为新的供给，如果需求跟不上，则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储能过剩或运能过剩等问题。
例如，我国高铁总里程占全球约70%，高速和地铁总里程占全球40%以上，这给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效率提升和居民出行便利，但由于我国总人口减少、城镇化进程放缓、人口老龄化加速，未来人口的流动性必然持续下降。但高铁、高速和地铁等建设的债息成本和养护费用都是刚性支出，不仅使得投资回报率下降，甚至会带来投资部门的债务率上升。
从国际比较看，2025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债务余额/GDP）水平已经超过300%，后来居上，超过了美国和欧盟，该水平从全球看都是偏高的。从分类看，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是下降的，民企部门的杠杆率至少是稳定的，故杠杆率水平的上升，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国企部门。
主要经济体宏观杠杆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BIS，中泰国际
但杠杆率的不断上升并没有带来GDP的同步增长，如上图。如果能同步增长，则宏观杠杆率曲线应该走平。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求是》杂志今年2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揭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边际回报率持续下降，从2008年到2023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由2.84攀升至9.44。也就是说，拉动GDP增长所需要的投资额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大的成本越来越高。
从投资的资金来源分类看，由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是下降的，民企部门这些年投资负增长，意味着民企的杠杆率至少是稳定的，故杠杆率水平的上升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企部门。
2021年四季度，我国居民部门的偿债率（每季度偿债额/可支配收入）达到15.88%的最高点，到2025年三季度已经降至11.7%，但从国际比较看，仍处在偿债率的靠前位置。
居民部门偿债率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WIND，BIS，中泰国际
那么，出口是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之一呢？其实也需要多维度分析。从三驾马车角度看，2025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32.7%，超过投资贡献的两倍。但从另一个维度看，贡献率那么高，主要是因为进口增速大幅下降。2025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为5.48%，低于全球出口增速7.18%的水平。
而且，从过去四年看，除了2024年中国出口增速高于全球水平外，其余三个年份均低于全球出口增速水平。因为我国的出口数量虽然大，但过去三年出口价格指数（美元）下降了19%，即通过以价换量来获得出口增长。
全球和中国出口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体现在名义GDP上，则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即我国GDP平减指数自2023年二季度起已连续12个季度为负。此外，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5年中是贬值的，这就使得我国2022年以来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增速低于美国。
中美名义GDP增速（%，过去10年）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从消费的角度看，由于居民部门存在较高的偿债率，会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支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零增速只有2.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4.2%，实际增长3.2%。由此计算，当季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为58.2%，为2023年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往回看，社零已经有较长时间低于GDP增速了，且与出口偏高增长形成鲜明反差。
我国社零月度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消费偏弱的原因是多样的，收入增长率、就业率、偿债率及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等都会对消费带来影响。如我国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但就业率并没有因此而逐年上升，因为机械化、数字化程度在不断提升，2013年以后，我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开始下降，但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却逐年上升。如今已进入AI时代，用工需求或越来越少，目前灵活就业人口已经占总就业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年轻人失业率偏高会影响消费。
此外，消费与收入高度相关，而消费的主力是中低收入群体，人口占比总人口60%，但从2013年至2025年，其收入占比始终维持在30%的水平。
2013-2025年：居民收入结构固化现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国际
而且，这种收入结构如果长期维持不变，势必形成居民储蓄率高企，不断给投资增长模式“输血”，近年来居民“超额储蓄”增长明显，2026年3月末我国住户存款余额已经达到174.44万亿元。中国国民总储蓄率在2024年为42.68%，远高于美国（17.32%）、日本（31%）等主要经济体。
2021年以后，我国居民部门“缩表”意愿明显，即表现为存款多增，贷款少增。年度居民新增贷款规模明显下滑，2025年全年仅新增4417亿元，回落至约十年前水平。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居民贷款增长依然乏力。
居民部门新增贷款（年度）
资料来源：WIND，中泰国际
高储蓄率对资本市场而言，无论是融资还是投资，都是有利的。但投资最终都会转化为供给，但需求主要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支撑，收入跟不上，供强需弱的格局就很难打破。这就形成了生产者价格指数偏低，零售价格偏低、汇率偏低，企业的毛利率偏低，投资回报率偏低，形成了“核心资产荒”及最终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的独特现象。
因此，资产荒的背面，反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彼此互成因果。事实上，全球各国都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要不发生动荡，没有推倒从来，经济就需要转型和改革。
事实上，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经济转型还是非常成功的。从互联网到新能源，从AI到机器人，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尽管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3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高科技、高技术行业的投资增速还是很可观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业的投资占比还是偏低。
2025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4%、9.2%，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8%、10.9%；初步测算，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已接近6万亿元，到2030年有望再翻一番或更多，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物和人的并重”，希望“十五五”期间这些目标能够得以实现。总之，“资产荒”对于资产的“估值提升是有利的。但对于大部分资产而言，”资产荒背后这些问题的改善或解决，才是对估值提升基本面的最好支持。
综上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粗浅的结论：第一，投资拉动模式在经济发展早期是一条捷径，但到了产能过剩阶段，应该及时切换到消费拉动模式。
第二，均衡发展非常重要，投资与消费相辅相成，消费不足导致投资低效，所谓欲速则不达、有得必有失。如我国一直非常注重出口，且通过价格手段来提高出口竞争力，但从过去四年看，出口额的增速并没有超过全球出口水平。
第三，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2026年全口径财政预算支出接近54万亿元，而GDP的预期目标为146万亿~147万亿，即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如何提高财政支出的效应和效益是关键。权益市场的繁荣、估值水平的提高，主要靠业绩提升而非靠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第四，转型与改革需要双管齐下，产业转型升级与市场环境变化、科技发展相关，但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还得靠改革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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